近期一些地方发出倡议书，号召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。甚至有个别地方将缴费情况与干部提拔、评优评先挂钩，引发舆论哗然。任何社会治理痛点，都不会无端被推到前台。争论背后，也应看到，物业费问题愈演愈烈，已然成为基层治理的主要矛盾之一，需要全社会关注这一新难题。

最高人民法院今年3月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近五年依法审结的一审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已达439万余件，凸显物业与业主权责失衡的痛点。据全国消协组织的投诉分析，2025年物业类投诉中，服务质价不符占比37.2%，公共收益不透明占比22.6%，设施维护不及时占比18.9%。

一方面广大业主不满意，另一方面，因物业费拖欠，全国各地已经出现物业公司主动撤场加速的动向。

据《浙江日报》今年4月报道，中指研究院《2024—2025年中国物业服务企业发展报告》显示，2024年至2025年，全国TOP50品牌物业在管项目主动撤场率同比上升37%，住宅项目占比超八成。浙江省内杭州、宁波、绍兴等地，也有多个中高端小区和老旧小区的物业公司“撂挑子”。与此相对应的，全国物业500强平均收缴率降至71%，连续4年下滑，中小物企甚至跌破50%。

物业之困，折射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之后，原有制度已经出现许多不能适应新形势的情况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短短几十年，带动我国城镇化已经到了新的高度，物业管理领域制度缺陷导致的矛盾正在集中爆发。“运行难、监督难、维权难”已经成为常态。

当前物业管理制度存在明显的法规体系滞后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明确指出，《物业管理条例》关于物业管理制度的部分规定过于原则、不够健全，如业主委员会成员的资格条件、前期物业管理制度等缺少具体规定，难以满足物业管理现实需求。法治不完善，执法不统一，业主自治空心化等等，导致业主权利救济成本高昂，物业企业违法违规成本极低。

物业治理既关系一砖一瓦、一门一墙的居住舒适度与安全感，也是检验社会基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。对政府部门而言，此刻最应该做的，不是把党员当催账员，而是把目光从谁“欠费”转移到谁“失职”上，加紧完善顶层立法，加速赋能业主自治，全力打破“黑箱化服务—零选择权—低收缴率—集体溃败”的死循环。